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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未富先老需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2018-12-18 10:30:35
蔡昉:"未富先老"需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同时,中国也面临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战,如何解决中国人口“未富先老”问题,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类“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昉: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

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下降,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终究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甚么挑战? 蔡昉:在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

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

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取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

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

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堕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托家庭为主的。

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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